“新冠病毒就是一個閹割版的SARS和加強版的流感”

2月7日，上海永嘉路。街角店鋪墻上有畫著蝙蝠的廣告，疫情當下，讓人觸目驚心。攝影/雍和

800萬人返京的壓力

王海今年的返京之路充滿了變數。

2月2日那天，他本該在回京的路上，卻接到房東的短信：韓家川村封村，從外地回來的一律不準進村，現在嚴得很。

這條信息讓王海感到焦慮。他是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員，韓家川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區的西北旺鎮，出于經濟上的考量，他選擇住在這里。他所住公寓里的二三百戶人，絕大多數都和他一樣是外地人。

如果提早返京，王?？赡軙o家可歸，成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北漂”。2月7日，他再次給房東打電話才得知，“封村”被解除了，可以回租所，但要自行隔離。而因為新冠肺炎，老家道路也封了，王海還是只能暫緩返京。

新冠病毒疫情讓春節假期一再延長，復工日終于來臨了：2月6日，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會議提出，湖北省以外地區要在繼續做好科學防控的同時，有序推動恢復正常生產。

王海只是800多萬返京人口中的一員，復工的焦慮擺在每個人的面前。

800萬人如何返京，也是北京市防疫戰的焦灼之處。1月31日，北京市政府果斷決策：除疫情防控、保障城市運行等必需行業，各企業不得早于2月10日上班。這一決定引發了很多城市陸續跟進這一政策。?

家在江西宜春的鄭愷很早就踏上了返京的路途，途中歷經了進出站測溫、火車上填寫旅客信息登記表、出站將信息表投遞到收集箱中等一系列過程。2月1日晚9點，鄭愷抵達了北京西站，提前抵京并不是單位要求，而是為了先做好14天的自我隔離。

受疫情影響，北京今年的返京客流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在2月2日舉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容軍表示，從數據來看，不會出現集中返京的大客流。春運開始14天，通過鐵路、民航出京的超過1000萬人，截至2月2日，還有800萬人未返京。

從訂票數據來看，鐵路、民航進京客流出現了明顯下降。從2月2日至2月18日（春運最后一日）鐵路進京旅客總人數206.02萬人次，同比下降74.27％，民航進京旅客總人數71.42萬人次，同比下降73.83％。剩余593萬余人，將逐步訂票回京。

雖然可能不會有集中客流，但800萬的人流量依然會為北京防疫帶來嚴峻考驗。北京南站客運質量監督科科長潘仕剛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目前，鐵路部門針對旅客采取的舉措依然以測溫、填寫信息表為主，對于無癥狀患者的篩查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北京南站的發車線路不途經武漢，對于浙江等疫情相對較為嚴重地區的返京旅客也暫時沒有采取其他特別的措施。

2月6日北京市召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會議，要求疫情高發區人員暫不返京。2月8日，北京市衛健委新聞發言人高小俊表示，可以明確湖北武漢屬于疫情高發地區，病例超過千例的其他區域也要格外關注。

中國工程院院士韓德民稱，對于湖北返京的人群，要限制人流量，對于在湖北有效隔離期未滿的人員，可以考慮拒絕其返京。但如何證明返京人員完成了足夠時間的自我隔離，這是一個問題，目前監督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韓德民說，未來兩三周對于北京是關鍵時期，返程要控制好。尤其以湖北為出發地人員的返京，如果控制不好，可能會帶來北京疫情的加重。而在復工后，在辦公室等公共場所，也要佩戴口罩。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張作風說，除了車站及列車要做好常規消毒，車站工作人員要做好自我防護，如果可能的話，乘客的座位應保有間隔，乘客彼此間保持一定距離。對于疫情高發區的乘客，可集中安排在幾個車廂，但乘客要做好自我防護。

張作風說，800萬人返京，給北京疫情防控帶來的壓力很大，如果疫情控制不好，還會進而帶來醫療資源緊張的問題。在此背景下，醫護人員的防護措施尤其要做好，不僅是發熱門診，其他科室醫護人員也要戴好口罩、一次性手套等，把院內感染控制好，有助于全局的疫情防控工作。

張作風分析，以2月2日的數據看，北京市的新增確診病例是32例，至2月9日，新增病例是11例，新增病例的下降幅度已達66.5%。而從2月3日到2月7日的五天里，北京市新增病例保持在20個上下新病人的平穩期。如果在未來的返程期里，仍能保持住這個水平，北京市的疫情將能夠有效控制。

“上海經驗”的優勢

繆曉輝是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咨詢專家，曾全程參與2003年上海市和北京小湯山SARS防控。在他看來，對此次疫情防控的反應，上海不算走在全國的最前頭。

1月20日，一位56歲的武漢籍女性被確診為上海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也是這一天，國家衛健委高級專家組組長鐘南山接受央視采訪，明確了新型冠狀病毒會人傳人。

上海市衛健委等多部門隨即展開一系列行動，每天通報新增和疑似病例，制定相關防控工作方案，派出了第一批135名醫療專家馳援武漢。四天后，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機制。而在此之前，浙江、湖南和北京比上海的行動早了一步。

?“一開始，大家都是蒙的狀態。”繆曉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時的上海市街頭，并沒有多少人戴著口罩。

1月23日，他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一篇新型冠狀病毒個人防護的科普文章，不到兩個小時，點擊量就超過10萬，如此大的傳播量對他而言非常少見。他理解，這意味著當時大眾仍處在認識新冠病毒的初期。

變化大概從三天后開始。繆曉輝感覺，到了1月26、27日，上海市從居委會到各部門的行動，恢復到了2003年非典時期的“備戰”狀態。

2月3日，上海長海醫院架設3頂軍隊野戰帳篷作為入院通道，患者在此初檢、測體溫、登記健康信息。攝影/雍和

“目前上海的疫情進展，正處于從第一階段的輸入型轉變為第二階段的本地散發型。”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也是上海市專家組成員，在她看來，盡管進入了第二階段，但目前上海新發確診病例，已經從最高點開始下落。吳凡認為：“從專家組的角度來看，截至目前，上海的疫情防控是有序有力有效的。”

在應對公共衛生事件上，上?？梢哉f“身經百戰”。

1988年春季，由于市民食用受到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上海甲肝大暴發，僅3個月內造成了31萬多人感染，31人死亡，恐慌情緒籠罩整個上海。

此后，上海經歷了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3年，上海又報告了兩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這是在全球首次發現，上海當時啟動了市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和流感大流行應急預案三級響應。

在受訪專家看來，上海在這些突發疫情中一路摸索過來，也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控積累了經驗。

繆曉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中，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以下簡稱“上海公衛中心”）發揮了重要作用。2003年“非典”過后，上海市政府為了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在距離市中心60多公里外的金山區，建設了專門用于收治傳染病患者的三甲醫院，即上海公衛中心。這項工程被列為了當年政府的1號工程，2004年11月開業。

16年后，這里處于此次上海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的一線。上海公衛中心的主任朱同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提到，12月31日武漢宣布出現不明原因肺炎，1月2日、3日，公衛中心就開展了兩整天的實戰演練。上海按照“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原則，疑似病例在各家醫療機構集中收治，確診后全部送往公衛中心進行救治。

這免去了上海臨時修建本地版“小湯山”醫院的過程。同時，公衛中心在醫療條件、醫護人員、儀器、藥品配備上，都有絕對的優勢。該中心有4棟應急病房，327張負壓病床。這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中，是搶救“非典”等傳染病病人時特別強調的一個重要條件。病房內氣壓低，被污染過的空氣不會泄漏出去，而是專門排放，可以減少院內感染和病毒的傳播。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教授、上海市專家組成員盧洪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全國來看，我們有最多的負壓病房。2004年建成以來，我們一直有這個戰略儲備。”

朱同玉還提到，如果上海的確診人數增至150例，上海公衛中心就要啟動臨時病房的開建，草皮和圖紙都已準備好，預留了地面600張床，需要建設時隨時開始。

上海市2月9日新聞發布會透露，上海市公衛中心目前在院收治了250例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其中10例重癥，10例危重癥，數量早已超過150例。盡管官方尚未宣布啟動臨時病房建設，但近日，一張公告的照片出現在網上。公告顯示，2月4日，上海公衛中心向閔行區浦江鎮人民政府發函，提到“因疫情嚴重，我中心受上海市委市政府委托，組織建設‘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應急救治臨時醫療用房項目’”。

除此之外，盧洪洲認為，“非典”之后，上海在國內最早實行三級防護網絡，即市、區（縣）、社區醫院防控體系，在管理上，為突發傳染病的防控打下了基礎。

吳凡解釋，三級防護網絡，平日老百姓不會有特別感覺，但在當下的非常時期，這個歷經多年努力構建起的“大網”就發揮作用了，“大量疑似病例、輕癥患者就在基層，這是更龐大的數量，就靠三級網絡來防控。”她對《文匯報》表示。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張陽是楊浦區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公共衛生醫師，過去半個多月，他每天穿梭在小區內，開展對重點地區來滬人員上門走訪、對集中隔離人員宣教等工作。此次，上海市公布了110家設置發熱門診的醫療機構，覆蓋全市16個區，包括三級、二級醫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需要與街道居委聯動，摸排發現疑似病例。

防控下沉到社區，上海還有一個優勢。“上海率先培養全科醫生，全科醫學系招生前就明確，畢業后進入社區工作，這些全科醫生經過上海復旦、交通、二軍醫大等著名高等醫科院校5年正規培訓，并在三甲醫院實習。可想而知，這些全科醫生對傳染病防范、面臨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鑒別能力，都會比曾經的地段醫院（上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前身）強很多。”繆曉輝說。

他解釋，在全科醫生的教材中，第一堂課就是講流行病學調查。全科醫生在上門走訪和出診時，對重點排查是否從疫區來滬、如何處理應急情況等，都會具備較豐富的經驗。

不同于武漢，在病例相對較少的上海，繆曉輝認為，可以充分利用全科醫生，通過分級診療的方式防控疫情。

經歷了多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上海，另一個副產品是，培養了上海人更為敏感和警惕的神經。目前，同樣面臨返程高峰和全面復工，從微博的熱搜顯示，上海人要比北京、廣州、深圳人顯得更為焦慮。

對于返滬人員，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并沒有上海式的含蓄細膩，他直率地說，“不管你的身份是老板、員工還是學生，都請配合好我們，返回上海后自覺在家‘悶’兩個星期。等把發病的人都找出來后，其余人就安全了，這個策略叫‘悶’，需要你們每個人都作貢獻。”

廣東的“非典”后效應

截至2月10日，廣東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1151人。在重災區湖北之外，廣東省排名第二，與浙江、河南同為三個確診病例破千的省份。

“廣東和湖北人員往來密切，每天通過高鐵和飛機交流的人員有數萬人，因此必定帶來輸入病人，帶來本地的發病風險。”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 廣東是人口流動大省，人口流動會帶來傳染病的輸入風險。

與這次的輸入性病例不同，17年前，“非典”疫情在廣東最早暴發，給廣東留下了傷痛的回憶和深刻的教訓。17年后，當新型冠狀病毒來襲，廣東嚴陣以待。

因而，早在2019年12月31日，廣東省疾控制中心就對武漢疫情啟動了內部應急響應準備機制，做好物資儲備；1月3日，在全省對不明原因肺炎進行強化監測和動物市場環境監測；1月14日，廣東發現疑似病例后，不僅成立了領導小組，還成立了以鐘南山院士為總顧問的專家小組；1月23日，廣東率先在全國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

不過，即使提前準備，各方還是低估了病毒的傳染能力。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下稱廣州八院）感染病中心ICU主任李粵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型冠狀病毒狡猾而不兇狠，SARS是兇狠而不狡猾。”

狡猾的病毒迅速在廣東擴散開來，社會總動員再次啟動。“非典”之后，廣東對公共衛生體系與社會響應進行了反思、重建和補短板，投入大量財政資金提升醫院能力、完善疾控功能，這一切如今面臨嚴峻疫情的“質量驗收”。

“最開始沒預料到會這么嚴重。”李粵平說，作為經歷過“非典”防控的醫生，她雖然聽說了這個病毒，但沒有想到會這么嚴重。

廣州八院始建于1921年，以傳染病防治及肝病綜合治療為特色。2003年“非典”期間，該院是廣州市收治“非典”病人最多、時間最長的醫院，總共收治了確診和疑似病例413例（其中確診265例），占廣州市總確診病例的近四分之一。其中收治的第一、第二代病人較多，包括轉過兩次院、傳染了120多人的周姓“毒王”。

“非典”時期，廣州八院面臨巨大的挑戰，病房、設備、資源都比較落后。?“非典”第二年，廣州市政府迅速加強了傳染病的醫療資源的建設，在白云區嘉禾開辟廣州八院新院區，一期工程投資4.1億元，二期建成后總投資達到10億元。新院區隔壁就是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廣東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疑似病例時，李粵平還在老院區工作，隨著病人數量的快速增長，她被調到新院區。“基本上是以一天一層樓的速度來收病人的”，李粵平介紹，“疑似的和密切觀察的病例，一個人需要住一間病房。一般來說，一個病區50張床左右，大概也就十幾間病房，十幾個人就占用了一層樓。”

而在“非典”時期，第八醫院只有一座住院樓，肝炎、艾滋病和一些雜病都住在其中，隔離條件不理想。設備更不齊全，沒有正規的ICU重癥監護室，沒有中央供氧，更不要說負壓病房。

截至2月10日，廣州市共確診病例313位，病人數量略低于深圳，大約占廣東省確診病例的27%，廣州市確診的病例大部分都安置在廣州八院。

對于這次發源于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在1月20日之前，廣東也沒有對病毒的嚴重性作出認定，但前期的防控重點放在了加強對醫護人員的防護上。

李粵平介紹，這是汲取了非典的教訓，包括外科、口腔科等所有的醫生都要做好普遍防護。1月10日至14日之間，廣州市衛生系統還專門安排人到各區的醫院做督導，檢查醫院的發熱門診，重點檢查醫護有沒有戴好口罩和手套。每家醫院都要求所有員工參加培訓，而且要求全部考核過關。

“2003年，醫護人員沒有什么防護，就是簡單的棉布口罩，一般的隔離衣、手套和帽子。”廣州八院心內科副主任醫師童裕維說，相比于“非典”，這次疫情醫護人員的防護要好很多，更重要的是，“這次很快就分離出來毒株，傳播途徑也比較清楚，防護起來針對性強，就沒有那么害怕。”

不過，即使有過“非典”期間的經驗，這次新型冠狀病毒還是讓醫生感到非常棘手。

控制傳染病有三板斧，一是控制傳染源，二是切斷傳播途徑，三是保護易感人群。“現在來看，我覺得控制傳染源是最難的，”李粵平說，這次病毒太狡猾了，“病毒潛伏期長，不會安穩地在上呼吸道里待著，我們發現一些病情好轉的病例，第一次檢測達到解除標準后，又變成陽性的。此外，原來說潛伏期兩周，現在也發現有潛伏期三周。還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病例，怎么檢測都是陰性，突然加重了之后，檢測發現下呼吸道病原是陽性的。”

不過，雖然新型冠狀病毒來勢洶洶，但在李粵平看來，這個病毒更像是大號流感，不必那么驚慌。截至2月8日，廣州八院已經有28個病例出院，他們從發病到出院的時間，基本在兩周以內，年齡大都在65歲以下，大部分人是輕癥患者。

“對比‘非典’， 其病死率在10%左右，而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死率是2.1%左右，流感的病死率大概是0.1%。”經過臨床觀察和分析后，李粵平認為，新冠病毒就是一個“閹割版的SARS和加強版的流感”。

但對危重病人，醫生們不敢輕敵。目前，很多突然惡化的案例發生在武漢。李粵平認為，這是因為武漢病人太多，醫護精力有限，醫療資源缺乏所致。病人住在隔離病區里，進去一次要穿戴很多防護服，資源短缺限制了醫生經常近距離觀察病人，“很多時候是通過視頻來觀察，這樣醫生有可能就發現不了病人缺氧等問題。”

據李粵平介紹，在廣州八院，每隔幾個小時就會有醫護人員去床邊探視病人。“我們到床旁去跟病人聊天，看他們的呼吸有多少次、脖子是不是有三凹征，通過胸廓起伏看他說話是否費力，病人喘著氣跟你說話的狀態，不到病床是觀察不到的。”

在廣東，以社會動員的方式彌補衛生資源的不足，擴大防控戰線，也被當做“非典”后的重要經驗。社會公眾的應對心態也更從容。“非典”時期，廣東先后出現了“搶醋”“搶鹽”“搶藥”的恐慌狀況。而這一次，隨著信息透明度的大力提升，公眾心態明顯更加平穩。

李粵平坦言，此次疫情防控，“社會力量和個人力量的參與，明顯比‘非典’的時候好了很多。”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海、鄭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