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下午，中國疾控中心召開干部大會，會上宣布相關人事變動決定：沈洪兵擔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中國疾控中心主任一職。

上述會議同時指出，中國疾控中心近日已由國家衛健委劃轉到國家疾控局管理。國疾控中心新任主任沈洪兵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公共衛生領域知名專家，現任國家疾控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曾任南京醫科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

有分析指出，這不單單是一次中疾控領導班子的調整，更是把中國疾控中心劃歸到國家疾控局管理——這或意味著，國家衛健委與國家疾控局在疾控方面的權責職能定位更加明晰。

有業內人士表示，這些變動，整體均未跳出衛健系統的框架。

自2018年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后，國家衛健委又經歷了幾次機構調整。第一次是去年5月13日，國家疾控局掛牌，但一直未明確具體的職能定位。

國家疾控局掛牌九個月后，今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調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的通知》以及《國家疾控預防控制局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

根據通知，國家衛健委的調整涉及職責、內設機構、人員編制三個方面。具體來看，國家衛健委撤銷疾病預防控制局、綜合監督局，并將醫政醫管局更名為醫政司，衛生應急辦公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中心）更名為醫療應急司。

在國家疾控局的“三定方案”中，明確國家疾控局的核心職能為：傳染病防控和應急處置。并將多項疫病預防、控制職責劃歸國家疾控局，但尚未明確國家疾控中心的歸屬、職能。

當時“三定方案”靴子落地后，除了駁回了業內關于將應急處置工作納入國家疾控局的猜想外，還遺留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國家CDC與國家疾控局到底是什么關系？

這一問題，隨著7月26日國家CDC領導班子的調整，也已明確。國家CDC由之前國家衛健委下轄的研究技術部門，劃歸至國家疾控局。

雖然國家疾控局仍歸國家衛健委管理，但從職能劃分上，已經更加明確。

有業內人士稱，“終于落地了，目前國家衛健委管理的有三個局了”。從目前國家衛健委的組織架構來看，國家衛健委下管的三局分別為：保健局，由曾益新分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由余艷紅分管；國家疾控局，由王賀勝分管。其中保健局屬于國家衛健委的內設機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和國家疾控局屬于國家衛健委管理的國家局。

從大的機構框架來看，國家衛健委屬于國務院組成部門，至于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醫療保障局屬于國務院的下屬（直屬）機構。

這也表明，國家衛健委雖然為綜合部門，但其綜合職權較大。

2018年，從“衛計委”到“衛健委”，國家衛健委的職能也在轉變：

一是更加注重預防為主和健康促進，加強預防控制重大疾病工作，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健全健康服務體系。二是更加注重工作重心下移和資源下沉，推進衛生健康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傾斜。三是更加注重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推進衛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四是協調推進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大公立醫院改革力度，推進管辦分離，推動衛生健康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樣化。

有分析指出，國家衛健委管理更為綜合，這也就需要通過不斷進行內部組織架構調整，不斷明確各機構職能來優化分工，其中國家疾控局的設立與近兩年的新冠疫情不無關系。

早在2020年2月，武漢疫情時期，鐘南山院士在新聞發布會上就指出：“這次疫情暴露的短板就是疾控中心地位太低了，只是衛健委領導下的技術部門，疾控中心的特殊地位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疾控中心只是一個技術部門，只能向上報告，而向地方政府報告以后，地方政府怎么決定是地方政府的事，疾控中心沒有權力再進一步做更多工作。”

過去18年里，國家疾控中心（國家CDC），是隸屬于衛健委的“全額事業單位”。脫胎于預防醫學科學院的CDC，底子里是個研究機構，其優勢在于科研而不是疫情防控。

有CDC相關人士將國家CDC形象比喻為國家衛健委的“智囊團”，主要向衛生行政部門提供技術指導支撐，沒有行政管理和獨立決策權力，除此之外，國家CDC與地方疾控部門也并非直接管理關系。

這次國家CDC的調整，對中國疾控系統改革與轉型來說，是落地，也是一個開始。

7月26日，國家醫保局、財政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基本醫療保險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工作的通知》，深化基本醫保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改革，要求各地醫保部門要及時調整與本通知不相符的政策措施，確保2022年12月底前同國家政策相銜接。《通知》提出，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的住院、普通門診和門診慢特病醫療費用，原則上執行就醫地規定的支付范圍及有關規定，執行參保地規定的基本醫療保險基金起付標準、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額、門診慢特病病種范圍等有關政策。《基本醫療保險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經辦規程》將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

公安部7月11日公布5起涉藥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2年4月，四川省宜賓市公安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線索，偵破一起生產銷售假藥案，抓獲犯罪嫌疑人24名，搗毀生產、倉儲窩點7處，現場查獲某中藥丸成品600余公斤25萬粒、原料用西藥處方藥600余萬粒。經依法認定，涉案藥品為假藥。經查，犯罪嫌疑人陳某等人非法套購消炎止痛類、激素類西藥處方藥后，按照自制配方，與中藥材混合后制成自命名假藥，通過微信聯系對外銷售。

該案是一起非法添加西藥成分、冒充祖傳秘方純中藥的典型案例。該案涉案假藥系在黑窩點非法添加多種處方藥加工生產，配比相對隨意，且缺乏質量控制，安全性沒有任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號稱該藥是能夠治療頭痛頭暈、風濕性關節炎、坐骨神經痛等10余種疾病的“祖傳秘方純中藥”，誘導患者大量購買使用。實際上，由于該假藥添加了消炎鎮痛類藥物，患者服用后短期內疼痛敏感度降低，造成病情好轉假象，一旦長期服用則會延誤病情診斷及治療，甚至加劇患者腎臟、肝臟等器官功能性衰竭，誘發其他并發癥。

2022年2月，廣東省廣州市、江蘇省鹽城市公安機關根據工作中發現線索，聯合偵破一起非法制售假冒肉毒毒素案，抓獲犯罪嫌疑人71名，現場查獲假冒肉毒毒素等5000余盒、半成品6萬余盒，涉案金額5000余萬元。經查，以犯罪嫌疑人張某某、劉某某等人為首的犯罪團伙，采購凍干粉等原材料，組織人員自制加工所謂肉毒毒素，使用非法印刷的知名品牌肉毒毒素標簽、產品說明書、外包裝盒等包材包裝后，制成假冒知名品牌肉毒毒素等醫美產品，通過微信群等方式對外聯系銷售。

該案是打擊制售假冒肉毒毒素等醫美產品犯罪的典型案件。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凍干粉原料主要成份與肉毒毒素成份和功能均不同，僅可應用于皮膚表面涂抹類化妝品，注射后不僅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嚴重的還會危及生命健康。

2022年3月，重慶市大足區公安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線索，偵破一起銷售假藥實施詐騙案，抓獲犯罪嫌疑人38名，搗毀涉案窩點2個，現場查扣藥品100箱、作案手機及電腦若干。經查，犯罪嫌疑人張某等人通過互聯網購買多種標示有“食證字”“食健字”等批準文號、同時宣稱“主治功能”的產品，通過發布虛假廣告、冒充醫藥專家等方式向中老年特病患者銷售實施詐騙，涉案金額5000余萬元。經檢驗，涉案產品屬于《藥品管理法》“以非藥品或者以其他藥品冒充此種藥品”的規定情形，藥監部門依法認定其為假藥。

該案是利用假藥詐騙中老年患者的典型案例。本案中，以犯罪嫌疑人張某為首的犯罪團伙購進假藥后，在地方電視臺發布廣告宣傳上述藥品可根治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疾病，并招募營銷人員組成“話術團隊”，通過冒充醫藥專家、作出“可在全國各大三甲以上醫院免費看病”虛假承諾等方式，騙取中老年特病患者信任后，以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的價格進行銷售。之后，又以患者體質需要殺毒排毒、修復鞏固為由，誘騙患者建立“醫藥檔案”并收取“建檔費”等反復實施詐騙。

2022年3月，江蘇省連云港市、淮安市公安機關根據群眾舉報線索，偵破一起制售假藥案，搗毀生產、倉儲窩點9處，打掉包裝工廠2個、非法直播間12個，抓獲犯罪嫌疑人48名，現場查獲假“安宮牛黃丸”20余種4000余顆，涉案金額2000余萬元。經查，犯罪嫌疑人白某等人使用廉價藥品和玉米混合物等加工生產假冒“安宮牛黃丸”，通過網絡直播帶貨、微信群、古玩市場等途徑以每顆10元至20元的價格對外銷售。經檢驗，涉案假藥不含正品藥品中必備成分，屬于《藥品管理法》中“藥品所含成份與國家藥品標準規定的成份不符”的情形，藥監部門依法認定其為假藥。

該案是打擊非法仿制銷售中藥傳統名藥犯罪的典型案件。安宮牛黃丸是我國傳統藥物中負有盛名的急癥用藥，具有清熱解毒、鎮驚開竅等功效，常用于高熱驚厥、中風昏迷等癥。近年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消費者對“安宮牛黃丸”的信任和喜愛，非法制售不含必備中藥材成分的假冒藥品，冒充正品銷售牟利。購買使用此類假藥，容易貽誤治療。

2022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公安機關根據工作中發現線索，偵破一起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抓獲犯罪嫌疑人11名，打掉倉儲窩點7處，現場查獲醫保藥品數十種共3.5萬余盒。經查，犯罪嫌疑人蘇某、郁某某等人長期在南昌市各大醫院及周邊地區收購通過醫保騙保購買的常見慢性疾病醫保藥品，犯罪嫌疑人張某等人從蘇某、郁某某等人處大量收購相關藥品后再分類拼裝進行銷售，涉案價值近2億元。

該案是適用《關于辦理危害藥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打擊涉醫保藥品犯罪的典型案例。由于醫保回收藥品的收購價格和轉賣價格之間存在較大獲利空間，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驅使下，通過在醫院周邊擺攤設點收購，收集、保管、代刷醫保卡直接從醫院騙取，勾結內部工作人員合伙騙開等方式，獲取醫保藥，轉賣后非法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