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癌癥治愈率可達90%以上，早診早治是國際公認對抗癌癥的最有效手段，很多發達國家已經從中受益。國際權威醫學期刊CA發布2021版美國癌癥年度報告顯示，過去20年美國癌癥死亡率已經下降33%，即已有超過320萬人免于死于癌癥，且癌癥患者5年生存率已達67%。美國癌癥中心（ASC）發布了未來10年腫瘤一級抗擊計劃，稱為“2030癌癥預防和死亡率下降藍圖”，詳細分析了1930-2010年80年間美國癌癥死亡率先升后降的變化，癌癥篩查被再次強調。“相比之下，我國癌癥檢出率比發達國家低3-4倍，患者5年生存率僅為31%，不到美國的一半。”

2022年2月，國家癌癥中心發布了最新一期的全國癌癥統計數據。全國腫瘤登記中心負責全國腫瘤登記數據收集、質量控制、匯總、分析及發布工作。（由于全國腫瘤登記中心的數據一般滯后，本次報告發布數據為全國腫瘤登記中心收集匯總全國腫瘤登記處2016年登記資料。）該研究基于國家癌癥中心最新數據，從全國682個癌癥監測點中遴選487個高質量監測點，覆蓋人口達3.8億，詳盡闡述了2016年中國癌癥疾病負擔情況。與2015年相比，上報統計數據的監測點數量增加181個，高質量監測點增加119個，表明我國的腫瘤登記工作覆蓋面逐步推進，數據質量和規范程度進一步提高，為國家衛生政策制定提供更有力的科學依據。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研究員程書鈞：

腫瘤防治應戰略前移

腫瘤是什么？它可能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的一種生命現象，是人衰老過程中一種環境壓力自然選擇的結果，也是人生命過程中以免疫為主導的宿主因素從盛到衰的結果。

其實，自腫瘤進入人們視野的那一刻起，人類對腫瘤研究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目前，國內外諸多研究已表明，腫瘤的發生發展與基因突變存在密切聯系，正是在基因突變學說的啟發下，腫瘤的靶向藥物治療獲得了重大進展。

不過，目前，靶向藥物的耐藥性已成為其治療腫瘤的“軟肋”。究其原因，這除了與腫瘤細胞分子網絡異常復雜、高度異質性有關外，與宿主因素異常也有密切關系。由此看來，用基因突變學說并不能完全回答腫瘤發生的全部問題。

其實，從正常細胞發展到危及生命的惡性腫瘤，大多都會經歷“癌前病變”階段，而從“癌前病變”發展成為侵襲性癌一般需要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癌前病變”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可逆性。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能夠在“癌前病變”階段做文章，就可能有效地阻止侵襲性癌癥的發生。應將防治消化道惡性腫瘤癌前病變——早期癌為核心的戰略，列為我國惡性腫瘤防治近期及中期（5~15年）規劃的重心，因為消化道惡性腫瘤的防治技術已被科學證明行之有效，并可以在我國逐步推廣實施，將有效降低我國消化道惡性腫瘤的死亡率和發病率，這也是逆轉我國惡性腫瘤高發病率、高死亡率趨勢極為有效的戰略措施。

腫瘤是全身性疾病，不能只看成是孤立、局部的腫瘤問題。未來腫瘤研究要高度重視腫瘤的宿主因素，診療思路要從單純治療病人的腫瘤，逐漸過渡到治療帶腫瘤的病人，加強宿主抑制腫瘤的能力，而不是僅僅只考慮直接殺滅腫瘤的方法。

相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國家疾病防治策略的調整，許多腫瘤患者將與現在的“三高”患者一樣，可以帶病生存很長時間。彼時，我國的腫瘤防治也會邁上新的臺階。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山東省腫瘤醫院院長于金明：

癌癥早期診治得益于篩查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和疾病譜的變化，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等慢性疾病成為了中國城鄉居民主要疾病死因，其中癌癥已成為我國居民死因之首。

在過去的20年，美國患癌人群總死亡率已經下降25%，而中國的癌癥發病率和死亡率仍處于上升態勢，未見拐點。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國對腫瘤的早診早治認知不足，缺乏有效的篩查手段，患者就診時大多數為中晚期，導致我國腫瘤治療效果遠不如西方國家。

對此，我有以下的倡議：首先，加強腫瘤的立體防控。世界衛生組織（WHO）表明90%的癌癥與環境有關，且有研究證明，PM2.5已經成為全球第五大致死風險因素，是導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腫瘤防控離不開環境提升與改善。

其次，重心前移、精準篩查。提高癌癥治療療效的關鍵是重心前移、早診早治。早診早治的優點一是療效好，例如胃癌、宮頸癌、肺癌、乳腺癌的早期治愈率在90%以上，甚至達到100%；二是費用低，由于免除了后期放療、化療、靶向、免疫等綜合治療，可以大大減少經濟負擔；三是損傷小，后期治療在殺死腫瘤細胞的同時對人體損害也較大。

早期診治得益于篩查，在美國和我們的鄰國日本胃和腸鏡篩查已經非常普及，這也使他們的胃腸腫瘤五年生存率遠遠高于我國。我國已經認識到了早診早治的重要性，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山東省是最早加入國家癌癥早診早治項目的省份之一，先后承擔了農村、淮河流域和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已完成免費癌癥臨床篩查50萬人次，檢出陽性病例及癌癥患者10000余例，其中早期患者5000余例。但從全國范圍來看，力度還遠遠不夠，需要政府進一步加大腫瘤篩查和早診早治的投入和關注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兆申：

用好消化道癌癥篩查的“金剛鉆”

回首改革開放40年，中國消化疾病領域在診斷、治療、學術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胃癌發病率與死亡率依舊處于全球前列。胃癌、食管癌、結直腸癌等消化道癌癥仍嚴重威脅著百姓健康。我國每年消耗治療費用近千億元，眾多家庭“因癌致貧”甚至傾家蕩產。

治療癌癥尚無特效藥和醫療技術，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早期篩查和早診早治。內鏡是消化道癌癥最得力的“神捕手”，為何我國遲遲未能全面開展？追根溯源，一是傳統“插管”胃鏡舒適度較差，大眾對內鏡的恐懼心態成為“攔路虎”；二是檢查不方便，傳統內鏡只能在設有內鏡科的醫院進行；三是開展難度大，內鏡操作復雜，必須由專業內鏡技師完成，基層醫療機構受限較多；四是老百姓缺乏早篩意識，很多患者發現時已是中晚期癌癥，錯過了最佳治療期。

解決消化道癌癥“早篩難”的問題，舒適化篩查勢在必行。由我們團隊自主研發的磁控膠囊胃鏡不用插管，沒有創痛也無需麻醉，15分鐘左右就能完成胃部精準全面的檢查。該項檢查安全可靠、操作簡便易于普及，解決了以往胃鏡檢查接受度差、檢查區域受限、操作不便、內鏡醫師緊缺等弊端，已在全國30個省市投入臨床應用，讓更多的老百姓能夠舒適、方便地做篩查。如果此項舒適化篩查全面納入醫保，將有助于其廣泛推廣與落地見效，為中國胃癌早篩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了這樣的“金剛鉆”，要物盡其用。在進一步深化科普、推進百姓健康教育的基礎上，國家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由國家衛健委牽頭，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有科學模式的、有適宜技術支持的消化道疾病及健康管理工程；制定專門政策，完善篩查體系，從醫院對百姓的定期提醒和健康管理工作做起，以點帶面、逐漸鋪開，敦促全民主動參與癌癥篩查和早診早治。各級醫院要合力打造緊密型醫聯體，為基層醫療機構配置優質醫療資源，提升診療能力，拓展篩查范圍與深度，惠及更多基層百姓。建議各級地方政府積極支持互聯網醫院工作的開展，以專項資金幫助基層醫療機構購置設備，為實現基層消化道腫瘤篩查落地見效提供有力保障。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研究員孫燕：

癌癥預防勝于治療

癌癥是一類多病因、多階段形成的慢性病。病因包括物理性、化學性和生物性等外因，也包括遺傳、免疫缺損和神經內分泌失調等內因。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癌癥定位為可控慢性疾病。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在高發區的研究表明預防和篩查，早診早治是關鍵，例如河南林州市、云南個舊市最常見的食管癌、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均已下降。林州市并被WHO譽為“在基層開展癌癥防治的典范”。

我們提倡的防癌四條：（1）遠離可能的病因，例如治理環境污染、嚴格控煙和酗酒、避免肥胖、不吃發霉和含有亞硝胺的食物、潔身自愛避免不正當性行為等；（2）每年定期有效篩查，例如適齡人群每年進行血癌指標檢查、低劑量胸部CT、乳腺、甲狀腺、腹部超聲及必要的胃腸鏡檢查等。對于有家族史的人尤其不可忽視；（3）積極治療癌前病變，特別是重度慢性食管上皮增生、胃幽門螺桿菌感染慢性萎縮性胃炎、胃部息肉、慢性肝炎、結腸多發性息肉、HPV和HIV感染等；（4）身心健康，生活規律，適當鍛煉，積極提高免疫功能等，已經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為了讓癌癥發病率早日下降，希望黨和政府高度關注，大家行動起來，為實現健康中國而不懈努力！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研究員林東昕：

腫瘤防治還需找準關鍵點

癌癥是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惡性腫瘤的發病率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趨勢，加強腫瘤的預防和早診早治迫在眉睫。

我們常說，控制惡性腫瘤、降低發病率的關鍵在于有效預防，而降低死亡率的關鍵在于早診早治和個體化治療，需要在宣傳教育上深入人心。

醫學界普遍認為，惡性腫瘤是個體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經過多階段進程最終形成的一類極其復雜的疾病。環境因素只是腫瘤發生的誘因，個體的遺傳因素在腫瘤發病中起了重要作用。我們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工作都表明，個體之間遺傳背景的差異是造成惡性腫瘤個體易患性不同的重要原因。

我們在研究中還發現，一些罕見的家族性發生的腫瘤有特定基因的先天性突變，正是攜帶這種突變基因，最終導致一些人發生腫瘤，這種突變基因叫作腫瘤“易感基因”。然而，絕大多數常見腫瘤，如肺癌、食管癌、肝癌、胃癌等并不存在這種先天性突變基因。

隨著生物醫學的發展，尤其是基因組學的研究進展，我們發現，決定細胞生命活動的基因存在遺傳變異，這些遺傳變異是許多常見的慢性病，包括惡性腫瘤的易患因素。攜帶某些遺傳變異的個體，可能會對環境中的致癌因素格外敏感，在漫長的人生中經過環境與基因的相互作用而易患腫瘤。

因此，探索腫瘤遺傳易患因素，有助于鑒別高危險人群和個體，這對有效預防、控制惡性腫瘤具有戰略性意義。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肝癌科學中心主任王紅陽：

癌癥早篩須全社會參與

癌癥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惡性疾病，全球每年約有22%的新增癌癥病例和27%的癌癥死亡發生在中國。雖然我國的癌癥發病率位居世界中位，但其癌癥致死率卻高居世界前列。以肝癌為例，全球每年約70萬人死于原發性肝癌，其中超過一半來自我國。盡管近年來我國在癌癥研究和防控上增加了投入，但距離應對我國癌癥嚴峻挑戰的需求還相差甚遠。

癌癥的早期預防控制、早期篩查診斷和早期精準治療是降低癌癥發病和死亡的重要手段。肝癌的早期篩查和早期診斷仍是世界性難題，我國的肝癌絕大多數與慢性病毒性肝炎有關。目前，我國乙肝病毒攜帶者約9000萬人，其中近3000萬人為慢性乙肝患者，這些患者都是肝癌的高危人群。加強對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的早期預警和篩查，對于我國的肝癌防控至關重要。

在國家傳染病重大專項資助下，我們成功篩選和自主研發了新型肝癌診斷試劑，現已獲國家藥監局認證并在臨床推廣應用。但肝癌是種異質性極高的惡性腫瘤，單個分子標志物無法解決肝癌早診難題。因此，我們在前期工作基礎和企業支持下，在全國13個省份展開了“全國多中心前瞻性肝癌極早期預警篩查”項目。該項目將全面篩查肝癌早期預警和診斷標志物，推動研究成果的產業轉化，研制試劑盒并在臨床應用，以提升我國肝癌早期診斷水平，改善肝癌患者預后，降低病死率。

實現腫瘤精準診療的最后一公里在醫院，但腫瘤預防和早篩卻需要全社會的參與。而新的診斷技術和抗癌新藥的研發卻需要產學研用完整鏈接，醫工結合共同努力。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預防醫學會會長王隴德：

算一筆惡性腫瘤防治的“經濟賬”

調查顯示，我國全社會發生的惡性腫瘤防治費用，男性占比58%，高于女性。從年齡分布看，惡性腫瘤防治費用主要花在35歲以上人群，尤其是50歲以上迅速增長，在51~55歲組達到峰值。年齡在45~59歲的中年人占總人口不到20%，卻消耗惡性腫瘤防治費用的47%，說明惡性腫瘤已對勞動力人群的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從腫瘤防治費用的功能分布來看，96%用于治療性服務，其中40%用于門診治療服務，56%用于住院治療服務，預防費用的構成極低。

惡性腫瘤診療方面的主要問題是，基層醫院因缺乏技術和合格的醫療器械創新網，很難及時診斷和發現早期患者；在醫療資源豐富的大醫院，治療的患者多數處于中晚期；用于發現和治療早期病人的資源很有限。

國內外醫學發展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腫瘤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控制、預防是最根本的對策，是最需要優先考慮的工作重點和效益最高的措施。如果不深入研究和解決好腫瘤防控的資源分配問題，惡性腫瘤對我國居民的危害將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有效控制。

世界衛生組織（WHO）總結科學研究結果認為，全球40%的腫瘤是可以預防的。而中國醫學科學院的研究表明，中國的腫瘤60%是可以預防的。所以，我國惡性腫瘤防治，應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增加防控投入，并提高投入產出效益，為減輕惡性腫瘤對國民健康與生命的影響作出努力。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抗癌協會理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消化道腫瘤早篩勢在必行

腫瘤患者越來越多，醫生越來越累。目前，盡管我國有140余所腫瘤專科醫院，相關衛生技術人員6.74萬人，腫瘤科床位數約20.3萬張，但還遠遠無法滿足全國每年約380萬新發腫瘤患者的需要，我國的腫瘤防控面臨嚴峻挑戰。

與此同時，美國的癌癥總死亡率穩步下降，25年來下降了27%。這得益于其早期診斷、新藥研發、防治策略的綜合應用。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監測， 全美的結直腸癌篩查的普及率達到62.4%。

我國是消化道腫瘤高發國，胃癌、食管癌和結直腸癌每年新發病例約150萬例，死亡病例約100萬例。事實證明，預防和篩查對降低死亡率具有重要作用。預防能夠控制發病率上升勢頭， 甚至可以降低一些癌癥的遠期發病率，如胃癌、結直腸癌和宮頸癌，適宜性篩查技術使得診斷普遍提前。鑒于此，應該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消化道腫瘤篩查，實現消化道腫瘤的早診早治，預防消化道腫瘤的發生，降低死亡率，減少國家醫療支出。

腫瘤早期會有一些腫瘤“出芽”，一般只有少數腫瘤細胞組成的“小巢”出現在腫瘤浸潤的最深處的前端，它的判定對診斷治療意義重大，同時也是易被忽視的診斷細節。規范化篩查能夠診斷出早期腫瘤，及時制定治療策略。

盡管不斷涌現新的分子標記物，但幾乎沒有哪一種特異的分子標記物能識別所有種類的腫瘤，分子標記物的研究仍是亟待突破的研究熱點。

此外，對于個別消化道腫瘤，如胃癌、結腸癌，由于人們對胃腸鏡檢查的總體依從性不高，要做普遍性的胃腸鏡檢查難度大。所以建議可以先對一般人群做初步篩選，篩選出高危人群，讓這部分人做胃腸鏡。而針對于已經有比較成熟篩查技術的腫瘤，我們應當將先進、科學的篩查經驗補充到國家規范篩查的標準中。

來源：科學周末，記者||張思瑋 ?張晶晶 ?李惠鈺；插畫||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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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近日發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癥負擔數據，中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癌癥大國”。

2020年中國新發癌癥病例457萬例，其中男性248萬例，女性209萬例，2020年中國癌癥死亡病例300萬例，其中男性182萬例，女性118萬例。

我國受癌癥困擾的家庭以千萬計，要實施癌癥防治行動，推進預防篩查、早診早治和科研攻關，著力緩解民生的痛點。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2016.10）

《“十四五”醫療裝備產業發展規劃》

（2021.12）

《“十四五”國民健康規劃》

（2022.5）

二、總體要求

（一）優化醫療服務模式

《“十四五”生物經濟發展規劃》

（2022.5）

（四）重點發展領域

緊緊圍繞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發展變革趨勢，聚焦面向人民群眾在醫療健康、食品消費、綠色低碳、生物安全等領域更高層 次需求和大力發展生物經濟的目標，充分考慮生物技術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優先發展四大重點領域。順應“以治病為中心”轉向“以健康為中心”的新趨勢，發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生物醫藥，滿足人民群眾對生命健康更有保障的新期待。著眼提高人民群眾健康保障能力，重點圍繞藥品、疫苗、先進診療技術和裝備、生物醫用材料、精準醫療、檢 驗檢測及生物康養等方向，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加強藥品監管科學研究，增強生物醫藥高端產品及設備供應鏈保障水平，有力支撐疾病防控救治和應對人口老齡化，建設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和深入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三、大力夯實生物經濟創新基礎 堅持發揮創新在生物經濟發展中的基礎作用，強化市場導 向、需求牽引，推動生命科學研究、生物技術創新與發展生物經濟新動能緊密結合，加快推動生物經濟創新發展。

（五）加快提升生物技術創新能力

加強原創性、引領性基礎研究。瞄準臨床醫學與健康管理、新藥創制、腦科學、合成生物學、生物育種、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前沿領域，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重點研發計劃。加快打造生物領域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積極凝聚大團隊、集聚大資源、實施大項目、取得大突破。強化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牽引作用，聚焦“四個面向”超前部署引領性設施，加快轉化醫學研究、多模態跨尺度生物醫學成像等建設，鼓勵依托設施建設前沿交叉研究平臺，加強設施運行開放和數據共享。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實行“揭榜掛帥”、“賽馬”制度，開展生物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集中力量補齊底層技術、 關鍵部件、共性基礎技術和材料、基礎軟硬件等發展短板，加強供需協同，提高創新鏈整體效能。開展前沿生物技術創新。加快發展高通量基因測序技術，推動以單分子測序為標志的新一代測序技術創新，不斷提高基因測序效率、降低測序成本。加強微流控、高靈敏等生物檢測技術研發。推動合成生物學技術創新，突破生物制造菌種計算設計、高通量篩選、高效表達、精準調控等關鍵技術，有序推動在新藥開發、疾病治療、農業生產、物質合成、環境保護、能源供應和新材料開發等領域應用。發展基因診療、干細胞治療、免疫細胞治療等新技術，強化產學研用協同聯動，加快相關技術產品轉化和臨床應用，推動形成再生醫學和精準醫學治療新模式。部署開展中醫藥治療重大疾病作用機制及針灸作用原理研究。鼓勵發展生物計算、脫氧核糖核酸（DNA）存儲等新技術。

（六）培育壯大競爭力強的創新主體

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生物領域龍頭企業引領支撐作用，引導大企業向產業鏈上下游開放科技創新、供應鏈、金融服務等資源，推動與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圍繞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制造等規模大、影響廣的重點領域，鼓勵生物創新企業深耕細分領域，厚植發展優勢，培育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單項冠軍。以促進關鍵技術突破和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為目標，支持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承擔建設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技術創新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創新平臺。鼓勵生物技術領域創新創業，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發展壯大新型創新力量。在高端科研儀器、醫療設備、新藥創制、生物制造、生物育種、生物質能等前沿領域，支持有影響力的用戶單位牽頭建立產用聯合體，與生產企業共同合作開展生 物產品技術創新和示范驗證，構建“應用示范-反饋改進-水平提升-輻射推廣”的良性循環發展機制。圍繞重大疾病預防和治療， 加快建設研究型醫院、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和轉化醫學研究中心， 鼓勵有條件的醫療機構設立研究型病房，加強醫工、醫校結合， 試點開展臨床研究制度創新，提升醫藥衛生成果轉化和功能驗證能力。鼓勵建設行業研究院和創新發展聯盟，健全完善生物產品 和服務的標準體系，促進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提高行業發展質量和效率。

（八）深化生物經濟創新合作

關鍵共性生物技術創新平臺建設。緊扣支撐服務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重點工程，以推動應用和產業轉化為目標，在重大傳染病防控、重大疾病防治、新型生物藥、新型生物材料、精準醫學、醫學影像和治療設備、核酸和重組疫苗、 生物制造菌種、林源醫藥、中醫藥、主糧等重要農產品種源、生物基環保材料、 生物質能等重點領域，布局建設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產業創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業創新中心、技術創新中心、企業技術中心、生物醫藥檢驗檢測及技術標準研究中心、中醫藥傳承創新中心等共性技術平臺，支撐開展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和示范應用。圍繞加快創新藥上市審批、強化上市后監管，建設藥品監管科學研究基地，建設抗體藥物、融合蛋白藥物、生物仿制藥、干細胞和細胞免疫治療產品、基因治療產品、外泌體治療產品、中藥等質量及安全性評價技術平臺。?

（九）推動醫療健康產業發展

助力疾病早期預防。推動基因檢測、生物遺傳等先進技術與疾病預防深度融合，開展遺傳病、出生缺陷、腫瘤、心血管疾病、代謝疾病等重大疾病早期篩查，為個體化治療提供精準解決方案和決策支持。加快疫苗研發生產技術迭代升級，開發多聯多 價疫苗，發展新型基因工程疫苗、治療性疫苗，提高重大烈性傳染病應對能力。提升疾病診斷能力。推動生物技術與精密機械、新型材料、 增材制造等前沿技術融合創新，大力開發分子診斷、化學發光免疫診斷、即時即地檢驗等先進診斷技術和產品，發展高端醫學影像等診斷裝備，促進裝備向智能化、小型化、快速化、精準化、 多功能集成化發展。強化中醫療效判定與機制研究，推動中醫藥理論的傳承創新。提高臨床醫療水平。發展微流控芯片、細胞制備自動化等先 進技術，推動抗體藥物、重組蛋白、多肽、細胞和基因治療產品等生物藥發展，鼓勵推進慢性病、腫瘤、神經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和罕見病的原創藥物研發。拓展智能手術機器人、數字療法、粒子放療等先進治療技術臨床應用。對開展臨床應用的干細胞治療、細胞免疫治療、醫療新技術制定完善技術規范，科學開展臨床評價。把優秀傳統理念同現代生物技術結合起來，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集成推廣生物防治、綠色防控技術和模式， 協同規范抗菌藥物使用。

專欄 2 生物醫藥技術惠民工程

早篩與精準用藥。以高通量基因測序、質譜、醫學影像、生物信息診斷等技術為主，重點開展腫瘤早期篩查及用藥指導，繼續推動耳聾、唐氏綜合癥、地中海貧血等出生缺陷基因篩查，推動個體化醫療實現突破。

（十二）推動生物信息產業發展

推進研發生產。面向心腦血管疾病、腫瘤、呼吸系統疾病、 糖尿病等重大疾病，依托人工智能技術、生物醫學和健康大數據資源，發展智能輔助決策知識模型和算法，輔助個性化新藥研發，為疾病診斷治療提供決策支持。

專欄 5 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融合應用工程

人工智能輔助診療。研發醫學圖像輔助診斷系統。支持基于人工智能的醫學影像輔助診斷、病理分型、生理信號分析等應用發展，開展腦、肺、 眼、骨、心腦血管、皮膚等常見傷病的圖像識別技術研發，加快醫學圖像輔助診斷系統產品化和臨床輔助應用。研發多模態臨床決策支持系統，綜合使用常見疾病的臨床指南和臨床標準術語集，覆蓋常見疾病種類，支持每年及時加入新的疾病類型診斷、治療、康復指南，借助自然語言處理、知識圖譜等技術手段，實現智能引導采集判別病歷信息，覆蓋體檢、分診、決策、術后復查等全流程。探索研發中醫辨證論治智能輔助系統。